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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另外，根据您的讲述，检察院的另外一个抗诉意见是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。

    检察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》只是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，一审法院根据该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减轻处罚错误。减轻处罚应该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

    我觉得检察院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    首先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，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，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。而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罚都应该属于‘从宽处罚’的范畴。

    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解释》第五百零五条正是上述规定的具体化，第五百零五条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、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，均属于第二百七十九条“从宽处罚”的范畴。

    因此，我认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减轻处罚乃至免刑，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”方轶想了想说道。

    “这么说检察院的第一个抗诉意见才是关键？”虽然听不明白那些烧脑的法律条文，但是对于孟总来说，一些重要信息他还是能抓住的。

    “嗯，或许还有其他突破口，当然这得在看过案卷后再议。这个案子，袁总想怎么办？”方轶看向袁长征。

    他的潜台词很明确：袁总你是想另找律师呢，还是委托我来办理？

    刚才方轶的话说的袁长征心里忽忽悠悠的，就像是在坐过山车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方轶的专业能力很强，之前与赵律师和那位合伙人谈案子时，基本上聊不了两句他们就会转到找人，托关系上，进而要钱，很少对案情进行深入探讨。

    上过一次当的袁长征咬了咬后槽牙，打算再试一次，委托眼前这位中年男律师做儿子的二审辩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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