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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经济学研究者主要可以分为五类。一，纯学术研究者，他们专注于研究，不管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用没用，他们是典型的学院派。二，传播者，象我的岳父岳母，他们有自己推崇的理论，但仅限于学术，他们只是将一身所学传播给学生，不用对社会负责。三，利益集团代言者，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，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，他们既要名又要利，就象此次云岭之行，他们开价是税后六百万元，没有钱他们是不会来的。四，野心派，比如说刘博士你，你满腹经纶，才高五斗，你的从政明显带有个人目的，就是推销你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，在推销的同时获得仕途的进步，鱼与熊掌你都想要。五，实践派，比如说我，勉强算是实践派的一个，努力运用自己所力去为人民服务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明显是在褒己贬刘，狂妄之极，刘浚如忍着怒火说：“徐书记，你别把自己说得太高尚了，你的努力工作，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吗？”

    徐浩东摇着头说：“不是，我可以从政，但我也不会执着于头上这顶乌纱帽，关于这一点我相当自豪，刘博士，这也正是我与你的区别，我考虑问题时是纯粹的，你考虑问题时是带着某种色彩的。”

    “比方说呢？”

    “比方说，你推崇并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，而且执迷不悟，思考问题时总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，遇到任何问题或困难，你都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去解释去解决，你太机械、太教条。你违背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，在经济学范畴，没有一个理论是永远对的，没有一个理论是一成不变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呢？”

    “至于我，在思考经济的时候，从来不会先入为主，如果遇到问题，我会用凯恩斯主义去解决，如果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，我再用新自由主义去解决，有的时候，我会同时使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从不拿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当指导思想，它们只是手段，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或方法。就象咱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，字典只是工具，就象咱们开门时的钥匙，钥匙最重要也还只是工具，决定进门不进门的问题，当然不取决于你有没有钥匙。”

    刘浚如稍稍的楞了一下，因为徐浩东的说的是对的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好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罢，确实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，顶多也只是方法，在经济学的殿堂里，理论多如牛毛，面对现实世界，没有一个理论是万能的。

    徐浩东开始乘胜追击，“刘博士，我再给你打个比方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我的右手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我的左手。什么时候出右手，什么时候出左手，什么时候右手左手都不使用，什么时候右手左手同时使用，取决于我的头脑，取决于调查研究分析判断。”

    “刘博士，我建议你有空读一读我的毕业论文，题目是《经济行为中的均衡动态分析及其预测和数理模式与运用》，全文八万三千三百一十一个字。在我的论文中，我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，世界是变化的，市场也是不断变化的，也就是说，市场总是不完善的。不完善的市场不是万能的，是需要政府随时关注并干预的，至于如何干预，干预的力度多大，这就需要我们注重均衡并保持动态均衡。关于如何保持经济的动态均衡，在这里我教你一招，预测，科学的预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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