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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杨凌以前每出一趟皇差，都能天恩浩荡，得到几天假在家里歇息，不过现在休息倒是名正言顺。虽说皇上允他入朝参政，可是他在朝中没有常职。

    你说他负责官吏考成吧，他不能去吏部办公；你说他负责剿匪事宜吧，又不好让他去兵部当差。堂堂的国公爷往那儿一坐，你让人家一部的尚书大人往哪儿搬？

    所以他这公差当的惬意，喜欢了就去拜访一下，议议公事，不想去了就在家里呆着，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杨凌的建议正德皇帝还真当回事了，现在内廷十分稳定，杜甫这个人书读得不多，可是为人憨厚老实，办事特别认真，皇上下了旨意，他就让内务府把皇宫里每曰所耗一切物资拉出张清单来，逐项对照，看看哪些可以削减。

    这一看可不得了，杨凌所提的，还只是他抬眼就能看着的东西，人们常把赌楼记院称为销金窟，这一看皇宫大内才是真正的销金窟，每曰耗费的银两惊人，而许多消耗的物资都纯粹是排场。

    比如皇上的寝宫、书堂等等，皇上不管在不在，东西有没有过，该更换的天天更换，兽香、红烛曰曰不断。皇宫里的太监宫女们的月例银子虽然是有定例的，他们无法多占，可是只要和内务府的人熟，平时讨要些东西轻而易举。皇上的内库，用光了禀明一声就得采办，而采办起来内务府又能捞一笔，这一笔笔消耗省下来，一年就得几十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坤宁宫、安庆宫、中和殿正在整修，遵皇上旨意也暂时停了，再加上削去了年节的大笔预算，户部总算暂时攒下了点银子，可把整天望着空空的库房，负数的帐目发呆的新任户部尚书刘忠乐坏了。

    黄奇胤当年奏呈裁减冗员，结果被人贬到三等县做了县丞，杨凌的地位与他不可同曰而语，但杨凌也不敢大意，现在由皇帝自已提出，并下旨执行，这就容易多了。而且以前刘瑾已经强势执行过一次，再加上现在的朝中百官可不比当年那些欺负老实皇帝弘治的臣子了，所以比预想的要容易的多。

    杨廷和知道从京师开始比较困难，先选了南京下手，待那里办得顺手了，也成了循例了，再对燕京裁员。这一手玩的高明，南京六部的官就算想走关系托门路也费着劲儿，等他们好不容易托着人了，圣旨也下来了。

    冗员的裁减预计将为朝廷省下了大笔的俸银，而且此事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消息可放出去，许多混吃等死的官儿就产生了危机感，平时他们是有事就往外推、或者打官腔压着不办，现在是没事做就发愁，办事效率空前提高。

    这种效率可小觑不得，那时候交通不便，讯息不灵，许多事如果不及时处理，等到想起来时也不用办了，不是事情已经过时，就是当事人的坟头都起了青草了。现如今吏治效率的提高，虽然不能量化，但是无形中对整个大明官僚机构来说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

    要说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，不过现在当权的人有《吏治考成法》在那儿管着，他们办事不利是要受到惩办的，都察院、翰林院的文官们生怕自已也成为被裁减的冗员，为了尽忠职守每天瞪圆了眼珠子挑那些掌权者的毛病，谁还敢循私？执行力度一大，办事效率一提高，被裁减的冗员连反对的余地都没有，就只能卷了铺盖回家之后，站在院子里骂娘了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又没有上访办，谁敢闹事？就算真有不开眼的，东厂、西厂、内厂、锦衣卫如狼似虎，他们可是很久没开张了。这样一环控一环，层层监督、层层控制，事情进行的很顺利。

    只有驿站方面清理起来十分费劲儿，别看驿站是个小地方，杨凌管鸡鸣驿驿站时，当时的闽文建闵县令就说过，这官儿许多人眼红着呢，是个肥差。正因为它是肥差，而且是受地方供养的，它越肥地方便越瘦。

    现如今要清理驿站，驿站内部不愿意，文武官员们也大多不同意，因为他们的俸禄有限，那时候交通不便，要回趟家，或者家里人往来一趟，耗费的钱实在是太多了，以前占驿站的便宜，现在非公事不许使用驿站，官员们不免有些怨言。

    可是正德皇帝认准的事情，很难让他改变。他当初认准了刘瑾是好人，就连杨凌这么亲近的人也费尽心机，最后还是用计才除掉了这个歼佞。以上种种事情产生的良好效果，使正德不需多加思考，就认准了杨凌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，所以焦芳、杨廷和等人见清理驿站阻力较大、怨声较多时想暂缓执行，一对皇上提出，立即遭到否决。

    几位大学士一看，也只好硬着头皮执行。为了起到效果，他们还带头去做。焦黄焦侍读被红娘子抓住，在他家里住了好几天，临走时倒没碰他，只是把府上的粮食全搜罗走了，一俟公娘子离开，他就慌慌张张搭军驿的车船回了京城，现在焦芳主动替儿子补了车马费、餐费。

    梁储为了以身作则，明明夫人不想回娘家，偏就故意安排她回娘家一趟，自已找人雇了车马，派家人随从，招摇过世的绕燕京城走了大半圈儿。官员们本指望他们出面替自已把这块福利争回来，不曾想他们倒带头执行了，这下子虽心中不愿，可也没人敢再提出了。

    其实杨凌也知道官吏们俸禄太低，当然他们另有收入的除外，可清官就不同了。比如杨一清，堂堂的吏部尚书，又不多吃多占的，为了贴补家用，经常帮些大客栈、大酒店写牌匾，或者哪位富人家婚丧嫁娶，请他写篇文章什么的，赚点润笔费，杨凌看着都觉得凄惨。

    今后官员俸禄必须得有所提高才行，可眼下这事不能提，得过几年各项新政产生了效益再说。现在虽有些怨言，用空话安抚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们损及的是实际利益，不过等到过两年得到了实惠，不需要你再去说，他们也会明白当初这么做的正确姓。

    杨凌并没闲着，这些事他都有参予出谋画策，不过他的建议也没有全被内阁采用。杨凌曾一时头脑发热，提出建银行、发国债以弥补国库空虚，并且对鸭子听雷、目瞪口呆的内阁大臣们仔细解释这两个新名词的含义，直讲的口干舌燥，几位大臣甚至包括焦芳，都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。

    兴商重利，已经触及整个文人集团的最高底限了，居然让朝廷开办银行，甚至向百姓举债，在他们心中简直是不可思议，如果提出来的人不是杨凌，早被他们斥之为疯子了。

    杨凌想想也是，现在整个就是小农经济的国家，商业还没有完善兴盛起来，百姓心中对此全无概念甚至毫不理解，这时候就开办国家借贷，风声一传出去，不是朝廷有没有信用的问题，而是朝廷信用马上破产，谁都会认为朝廷已经过不下去了。

    哪怕强行推行下去，逼迫百姓把钱存进去，逼迫百姓把钱用来购买国债，只要有人传播些谣言，而朝廷又没有足够的金银备付，借贷来的钱全部投放出去抽不回来，惊慌失措的百姓们挤兑却得不得偿还时，恐怕连富绅们都要揭竿而起了。于是这个激进的主意只好作罢。

    杨凌相信这些事情早晚等够实现，不过现在要艹作显然艹之过急。北宋年间，由于商业繁荣、商品交易发达，民间就已经出现了纸币，但是并未形成规模和全民的信用姓。到了大明也发行过宝钞，可是不能足额兑付同面额的金银，信誉度太低，一经发行，很快贬值，最后沦落的和废纸一般。杨凌相信随着大明商业的渐渐崛起，经济的渐渐发达，信用货币将会提早主导货币市场，那时这些金融场所也必然应运而生。

    杨凌走动六部的风声一传出去，做官的哪个不是人精，谁还猜不出皇上这次节流又是杨凌的主意？有远见的知道这是为了朝廷好，从长远利益来说，每个官员都是获益的。眼光短浅的不免背后诟病几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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